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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若人民只有娱乐的权利【陈松伶郑伊健】

2018-05-17 23:03www.zcssq.com中国时尚圈

  一夜之间,文章、姚笛、马伊 的惊天情变,仿佛飓风席卷了我们的媒介。此前热议的马航、台湾、建三江、广东茂名等,则如落叶枯萎,飘零于寂寞的暗角,偶然浮起,迅速被八卦的口水湮没。以致有人感慨: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莫过于你在谈文章,我在谈茂名;最大的悲剧,莫过于谈文章的一些人,并不知茂名发生了什么事。

  这自然引来激切的反驳:谈文章有错吗?关心八卦有错吗?娱乐有错吗?娱乐何罪,娱乐无罪!

  谁也不敢说娱乐有罪。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,关注娱乐八卦似乎都无可指责。从法律上讲,法无禁止即可行,法律何时禁止人们关心明星的绯闻呢,这是私权,不该干涉。从人性上讲,人们喜欢轻逸远甚于沉重,喜欢八卦远甚于真理,喜欢娱乐远甚于政治(当然,倘若政治能与娱乐合体,犹如权力与性合体,那就太对胃口了),把封面标题为“文章姚笛婚外情独家曝光”的《南都娱乐周刊》与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,抑或更通俗的托马斯·潘恩《常识》《胡适文存》并置一处,相信百人当中,会有99人选择阅读前者。

  从经济上讲,相比其他事物,关注、谈论娱乐,风险最小,有时还能获得一种道貌岸然的道德感和正义感,如批判文章出轨、姚笛插足,足以使所有的批判者都成为道德家和正义战士。这一点,被我的朋友称作“精致的利己算计”,并援引刀尔登先生的话作虎皮:“……(他们)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、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、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、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。”

 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,当一个国家的舆论导向,由权力者所掌握、支配,他们无疑更希望民众去关注娱乐,从而将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领域的弊病和苦难抛诸脑后,不闻不问,因为最易统治的人民,恰恰是政治冷漠的人民。他们像驱赶羊群一样,将民众从政治的草地赶往娱乐的草地,并刻意压缩政治草地的面积,拓宽娱乐草地的面积,最终,娱乐草地挤满了沉默的羔羊,政治草地却一片空旷、寂寥,偶见自由而孤独的身影,将迎来不测之祸。

  时代的走势同样不容忽视。美国文化学者尼尔·波兹曼的名著《娱乐至死》(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),曾被一些国人视作危言耸听,或者认为波兹曼批判的是美国,与我们中国何干。倘你读罢此书,会觉得与中国毫无关系吗?乔治·奥威尔的《1984》、奥尔德斯·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与叶·扎米亚京的《我们》,并称“三大反乌托邦小说”,我们最熟悉的大概是第一本。然而波兹曼指出,“是赫胥黎的预言,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”,可能成为现实:“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,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,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;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,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;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,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;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,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、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……在《1984》中,人们受制于痛苦,而在《美丽新世界》中,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。简而言之,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,而赫胥黎担心的是,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。”

  反观今日中国,我们距离奥威尔的预言,与距离赫胥黎的预言,哪个更近?也许,我们同时受困于这两大预言,它们都是悬在我们头顶的摇摇欲坠的石头。波兹曼所警告的“娱乐至死”,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半张脸。而且,娱乐在吾国,只是初潮,今后必将愈发凶猛,无可阻挡。

  可惜,热爱娱乐的国人,大抵不会去读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,甚至不知赫胥黎为何方神圣。

  亟须正视的问题在于:“娱乐至死”会不会导致“娱乐致死”,对娱乐的狂热会不会导致对政治的冷漠,尽管有人宣称,我关注娱乐,同时关注政治,关注文章,同时关注茂名,这毋宁是最理想的状态,然而这等人物终归有限,正如人的精力终归有限,媒介的空间终归有限,有时你关注娱乐,便不能再关注政治,你关注文章,便不能再关注茂名。

  当政治与娱乐如同鱼与熊掌,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,无疑令人沮丧不已。我的朋友狠心说:你爱关注娱乐,就关注好了,你爱为明星婚变亢奋,就亢奋好了,你忘记了一个公民的职责,就只配过臣民的生活